以墨跡上石的刻本——《群玉堂帖》(之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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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墨光耀目,精彩逼人。觀其往收垂縮,若斷還連,運神明于操縱之中,寓規(guī)矩于轉旋之內,良由詣精純熟,斯能一氣貫注,有從心不渝之妙,洵為素師劇跡也。”又說:“素師此帖筆筆從篆籀得來,使由是而心摹手追,勤習不輟,則所造正未可量。”足見推崇。
南宋以來,米帖風靡,而以群玉堂摹刻最精。上海圖書館藏第八卷殘本米芾書,帖末有清代有名的鑒賞家張廷濟跋:“群玉堂米帖勾勒之精,與紹興內府所刻米帖等,岳氏英光刻、米禮部之曾孫巨容松桂堂刻,皆遜一籌。”張廷濟認為群玉堂米帖摹刻水平超過《英光堂帖》和《松桂堂帖》。以后二者之精良,猶讓群玉堂一頭地,足見張氏對群玉堂米帖評價之高。故宮藏殘本中的米芾書,吳榮光評曰:“閱米書數(shù)十載,無此至精至粹者,因采入筠清館集帖。”吳氏乃大家,而能為之驚喜,亟欲另為摹刻,可見其魅力。
故宮藏殘本系第二卷、第八卷、第十卷等合裝,卷首保留了明代益藩題第二卷卷首的“晉唐遺跡”四字。這個殘本價值很高,比如保存了晉王珣《伯遠帖》局部、董其昌定為唐人所書小章草《唯識論》、停云館刻《孝女曹娥碑》祖本、宋米芾小楷、宋蔡襄大字、宋石曼卿大字詩卷等。除《伯遠帖》外,皆為僅見的文獻,其珍貴不言而喻,對于書法史和文學史的研究具有極高的價值。比如《孝女曹娥碑》,后代版本紛紜;而群玉堂本的傳世,破解了種種謎團。又如北宋詩人石曼卿的大字楷書,全用顏魯公法,對于我們確認唐人書法在北宋的主導地位,又多了一個有力的佐證。
吉林省博物館藏第六卷存有篇幅較大的宋蘇軾書,楮墨古厚。特別是《上清儲祥宮碑》,為奉敕撰書,格外用心。此碑詞章之外,筆畫端正,結字嚴謹,無一筆草率,充分體現(xiàn)了蘇書得法于晉人這一藝術淵源。東坡一向自稱憚于作小字,實際上他的小字成就極高。他的所謂“憚”,不是因為功力不足,乃是由于作小字需要更大的耐心才得精致,而這與東坡豪放的天性多少有些矛盾吧。
除《中國法帖全集》刊出諸本之外,還有若干《群玉堂帖》宋拓殘本深藏石匱,希望有一天它們也能走出秘閣,化身千萬,為我們所欣賞。(文下二圖均選自《群玉堂帖》,左者為《千字文》刻本局部,右者為《唯識論》刻本局部)
此文關鍵字:以墨跡上石的刻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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