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在明代，有“溫州一家人”留下三幅古畫，輾轉溫、處數地，歷經數百年，經手不少社會名人，結尾同歸溫州。那么，這三幅古畫畫的是什么實質？與誰干系？又是如何回歸溫州的？且聽“三十六坊君”緩慢道來。

　　正在溫州文成，有一位偉大人物，有籌劃有文才，曾助理修邦天子朱元璋一統(tǒng)山河，豎立大明王朝。后人所以將他與諸葛亮相提并論，即所謂的“三分寰宇諸葛亮、一統(tǒng)山河劉伯溫。

　　劉伯溫，即劉基(1311~1375)，字伯溫，后被封爵為“忠心伯”、追贈為太師，謚號文成。今文成縣名即來自其謚號。

　　這三幅畫均名為《授經圖》，但尺幅區(qū)別、構圖格式區(qū)別，畫面卻根本雷同，為“劉基一家人”：一家四人坐正在石頭上，劉基居中，頭披角巾，手扶藤杖，正面；正在他的左邊，看上昨年紀稍父老為宗子劉璉，右邊近劉基者是次子劉璟，居前年少者為長孫劉廌；畫面左上，有古木置瓶花動作粉飾。

　　話說朱元璋正在眾大臣助理登上皇位后，心坎的念法自然就眾了。敏銳的劉基便起了告老旋里的心并上書天子。明洪武四年（1371），天子準其退養(yǎng)。這年仲春份，劉基回到故鄉(xiāng)，初步躬種田園、念書彈琴的閑適生存。

　　然而天子還是困惑重重，對劉基“釋懷不下”。洪武六年（1373），退養(yǎng)正在家的劉基應詔上京，為“標明凈”向朝廷賠罪。劉基此行的神情是誠惶誠恐的。

　　明代淡洋，地處甌、閩之間，是盜賊集結處，當年方邦珍便是從這里起兵反水的。劉基所以委托兒子劉璉上奏，倡議正在這里樹立巡檢司加以把持。這回，胡惟庸究竟找到膺懲的機遇，他趕忙指派大臣彈劾劉基，說劉基感應淡洋有君王之氣，計算謀為本身的墳場，但本地庶民不允諾，劉家所以借樹立巡檢司來尷尬本地庶民。

　　劉基所以深感擔心，正在洪武六年忙忙地上南京向天子注腳。沒念到劉基到南京后一病不起，有時朝野上卑劣言四起。洪武八年（1375）三月份，天子下旨送他回家。一個眾月后，劉基棄世。

　　依照畫上題跋和劉基閱歷，后人考據古畫描寫的劉基和后輩一派和諧研讀經書的畫面，應當產生正在洪武四年到洪武六年間。

　　三幅古畫作家區(qū)分是徐易、陳洪綬(以下稱徐、陳本)，費丹旭摹徐、陳本《授經圖(費丹旭摹本)，任淇重書、翁方綱跋《劉文成公授經圖像》(任淇重書本)。

　　第一幅《授經圖》由明代徐易、陳洪綬合繪，豎幅，上有陳洪綬題名:授經圖，徐易寫像，陳洪綬畫衣冠。上有“青田三世，忠心一門。石間幾杖，花下琴尊。修然相隨者子若孫，邈然追思者徐與陳。乾隆甲寅（1794）夏蒲月望日，北平翁方綱贊”等題跋。

　　為劉基一家畫像的畫家徐易，字象九，紹興人，是明晚開創(chuàng)肖像畫“波臣派”的曾鯨(1568~1650)高足（曾瓊字波臣，所以被稱為“波臣派”）。這幅畫上他描寫的劉基祖孫四人像，各具春秋、性格和氣質，顯露了劉氏一門研讀經學，從容進退的氣質。

　　而畫衣冠的陳洪綬(1598~1652)，字章侯，號老蓮，諸暨人。陳洪綬開通末一代畫風，名垂畫史，被稱為一代宗師。其繪畫作品以線描技法特殊著稱，畫面顯露力極佳。魯迅評判“老蓮的畫，一代絕作”。

　　而上文提到的翁方綱(1733~1818)，字正三，號覃溪，晚號蘇齋，北京人。他精于金石考據，擅長占定石本，是乾隆歲月珍藏帖學的名家。

　　第二幅畫是徐、陳《授經圖》的摹仿作品，作家費丹旭。該畫縱45.7厘米，橫50厘米，題名為“授經圖，徐易寫像，陳洪綬畫衣冠。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己西冬十月，西吳費丹旭摹。”引首有趙之琛篆書“劉忠心伯授經圖”，題名為道光己酉嘉平趙之琛題”。費丹旭繪于1849年十月，趙之琛題于十仲春。

　　費丹旭(1801~1850)，字子苕，號曉樓，湖州人。正在清晚期以自成一種儀外的仕女畫享譽畫壇。費丹旭正在摹仿徐、陳本時，變豎構圖為橫向構造，但根本保存了徐、陳來源貌。而題字的趙之琛(1781～1852)，是錢塘(今杭州)人，篆刻書畫家，為“西泠八家”之一。

　　第三幅是任淇重書、翁方綱跋語的《劉文成公授經圖像》軸。紙本水墨，也是摹仿徐、陳本，構造為縱向。

　　然而這幅畫上古木瓶花被擠到畫中人物劉璉頭邊，筆力薄弱，元氣大傷，畫上也沒有摹仿者題名。右上有任淇隸書“劉文成公授經圖像”，并重書徐、陳本詩堂上翁方綱的題跋，題名:“永興任淇書。”

　　畫心左邊有王鼎另紙題跋，實質為頌揚劉基功業(yè)，隱居授經，結尾“…俳徊青田眾余慕，先生之風長穆然。乾隆乙卯小春朔華亭后學王鼎敬題于西湖小有天園之三十六芙蓉樓”。印款白文“王鼎”，朱文“滌山”。據查證，名為“王鼎”的人，畫史上雖眾，但華亭人，字、號“滌山”的卻查無此人。

　　這三幅古畫，是如何散播至今，結尾異曲同工到溫州的？經后人從畫面題跋及溫州鄉(xiāng)賢日記中考據，略可還原這一屈折“史書故事”。

　　正在第二幅費丹旭摹仿作品上，有浩繁當時名人的題跋。如第五條題跋為“是(此處缺二字)傳必久。聞鶴田白叟先曾睹于括蒼，欲購得之，未果。其哲嗣叔總（即端木百祿）逛松陽時竟獲，貿以歸”。闡述了古畫的泉源。

　　鶴田白叟，即端木邦瑚(1773~1837)，字子，號鶴田，青田人。道光十三年(1833）進士，官至內閣中書。他博通經史，與魏源、宗稷辰、吳嵩梁等傳為道光時期“薇坦五聞人”。

　　后記中固然講通曉畫得來源，卻沒有詳指是哪幅《授經圖》。不外費丹旭摹本正在1849年繪制，端木邦瑚是正在1837年棄世。既然曾被端木邦瑚睹于括蒼，并被其子端木百祿購置的必定不是“費丹旭摹本”，要么是徐、陳本，要么是任淇重書本。

　　又據劉耀東《疚庼日記》:“松君兄于林同莊處，借觀先文武公三世《授經圖》，用照影印即成，寄示一片，甚鮮明。同莊所藏系乾隆某年重摹之本。憶昔于瑞安李漱梅先生家借觀《授經圖》，為明季陳章侯畫衣冠，徐易寫相貌。又有陸曾熙、翁方綱、湯金釗、宗稷辰四先生題贊。陸題缺八字，余均完美。孫籀庼師，嘗屬漱梅償還吾家，命耀東以三十金酬之，漱梅未許。聞漱梅得自端木顯祖(太鶴先生之孫，叔總先生之子)，實叔總先生舊藏者。今同莊所藏本，殆即臨端木所藏舊本，上方所題翁贊，系永興任淇重書，而漱梅所藏本，則陸、湯、翁、宗諸題，皆墨跡也。漱梅之子翼倫，卒業(yè)溫州中學，余與他有一日之長，因致書次饒與翼倫再商償還吾家，愿酬以百金，未知能如愿否?”

　　《疚庼日記》所記有兩本《授經圖》，一本是林同莊所藏任淇重書本，一本是李漱梅所藏徐、陳本，兩本均出自端木家，書畫裝裱機價格。且淇重書本摩自“徐、陳本”。

　　據此，端木百祿所購的應是徐、陳本，后被端木顯祖轉給了李漱梅。20世紀50年代入藏溫州博物館。

　　端木邦瑚的兒子端木百祿是宗稷辰的女婿。端木百祿，字叔總，字小鶴，號梅長，又號石門山人，暮年流寓瑞安，以賣畫終。其孫端木顯祖，家藏不少都由他散出。

　　第二幅畫是道光八年(1828)費丹旭正在端木百祿獲得徐、陳本后請他摹仿的。費丹旭摹本，抗戰(zhàn)歲月被端木后人出售給青田縣政府，后被溫州實業(yè)家吳百享先生保藏，上世紀50年代初吳百亨先生將其捐獻給溫州博物館。

　　而任淇重書本上有朱文保藏印“曾存瑞安林氏”，包首行書題“瑞安林氏所藏”，顯示曾藏于瑞安聞人林同農戶，與前《疚庼日記》所敘劃一。后亦歸藏溫州博物館。但劉耀東僅依照松君從林同莊處拍的照片來占定是乾隆間摹本。原本王鼎邊跋的跋紙比畫心紙舊，不是同歲月之物。從畫風和紙質看，任淇重書本成圖正在晚清，應是端木百祿得徐、陳本后，請費丹旭摹仿一本后，意猶未盡，又請其它畫家摹仿一本。

　　“溫州一家人”《授經圖》，由端木百祿收人徐、陳本初步，衍生出費丹旭摹本和任淇重書本三個版本，結尾都歸入溫州博物館，也是值得幸運和快樂之事。